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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者關韶文／新北報導 豬哥亮20日舉辦告別式，女兒謝金燕在入殮以前趕到，最後一刻全家大團圓，不過謝金燕已經在家祭前離開。藝人余天稍早抵達告別式會場，受訪時眼眶泛紅鼻酸表示：「雖然之前有些摩擦，但是不會再去計較了。」 ►豬哥亮相關新聞請按此 藝人余天20日早上抵達豬哥亮告別式會場，由於時間偏早，余天表示：「自己代替亞萍和全家人來。」此外，余天也提到：「我跟豬哥亮認識40幾年，雖然之前有些摩擦，但是不會再去計較了，當然今天一定要來送他最後一程，希望他在天上也可以跟以前一樣過得快快樂樂，不要再跑了。」 ▲余天送40年好友豬哥亮。（圖／記者季相儒攝） 余天受訪時，記者詢問：「有沒有看到小燕子？」余天則表示：「大家都很傷心，都在裏頭，有打招呼，但沒有講話，只有哭而已。」記者詢問余天：「有看到豬大哥儀容嗎？」余天僅點點頭表示：「不好看。」 ▲謝金燕稍早已經離開會場。（圖／攝影中心攝） 由於謝金燕稍早已經離開會場，對照時間和余天說法，有些許出入，余天是否一大早就在現場，還是誤聽記者提問「小燕子」則不得而知。余天日前承諾要替家屬舉辦百日追思會，20日受訪時表示：「家屬的意願是要辦，現在辦在哪裡還不確定，喪事辦完後，我們才會進一步去討論。」
▲年金改革國是會議場外抗議。（圖／本報資料照／記者黃克翔攝） 文／陳鄭為 近二十年來，台灣坊間不時流傳一則略帶自嘲的「政治笑話」，它是這麼說的：「早期大陸在搞文化大革命，台灣拚了命在搞經濟建設；如今大陸拚命在搞經濟建設，台灣卻在搞文化大革命」。這雖然只是個比喻，無法解釋全局，卻也抓到了一些兩岸政經發展上的微妙拐點。 兩岸各自「補課」？ 重譯這則「笑話」的正經說法，可謂大陸補修經濟課，而台灣在補修政治課。不論是雅俗的何種語境，這樣的比喻都點出近30年來，中國大陸戮力發展經濟的同時，民主化後的台灣卻陷入長年政治紛爭，日漸無力強健經濟的景況。熟悉兩岸發展的人，對此應該都有感於心。 2017年適逢台灣解嚴30週年，回顧30年來，台灣得意於早先的經濟發展成果，依循「現代化理論」的指引，待一批中產階級興起後，訴諸對民主化的渴望，終於在「寧靜革命」的國際禮讚下，成功自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政體，迎來政治民主化與社會進一步開放。隨之而來的，是各式社會運動蓬勃發展，這當中確實帶給台灣一些收穫，同時也付出了額外的相應代價。譬如說黑金政治、民粹政治等動輒影響政府政策；又主事的政黨與政府官員易短視於選舉需求，少有長遠的規劃等。這些都是解嚴30年，台灣實現三次和平的政黨輪替之餘，仍待修正、自我完善的體制缺陷。 檢視台灣的現況，不言自明的一大困境是經濟長期發展停滯。從治理的角度評估，很多發展問題若是處在經濟表現好的條件下發生，於國家、於政府而言，確實能有較多的手段與資源以克服，俗話說「有錢好辦事」，所謂「經濟決定論」自有其一定道理。 舉凡從年金改革爭議、高等教育發展到民生普遍的低薪問題等，無一不是台灣經濟長期停滯下爛瘡。同時，這個結構問題其實也直接影響台灣於兩岸關係中的主被動形勢。 回到最初的「政治笑話」，真的說起來，政治紛爭其實一直都存在，不曾在中國大陸或是台灣消失；差別在於，台灣的政治紛爭，在早年戒嚴時期、「白色恐怖」時被壓抑了下來，而在近二三十年的中國大陸，則是一直沒有明顯浮出檯面。換句話說，政治紛爭是否真與經濟發展狀態呈絕對負相關，其實流於直觀解釋，也難以言說。如果說政治紛爭看起來比較嚴重，經濟表現就會比較差的話，中國大陸的政治紛擾與競爭絕對比台灣還凶險，照理說中國大陸的經濟表現應該會很差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 是以，兩岸間都有彼此不同的發展脈絡，如果直接用「一個搞經濟建設，一個搞文化革命」去嘲諷現實的話，於情於理都未必是多麼精準的理解。 當然，台灣經濟發展不若以往是事實，是台灣自身必須注意的事；但如果把所有問題都推給民主、代議政治，恐怕台灣的經濟問題也沒法得到根本解決。簡言之，台灣各方面發展的困頓，問題主要出在政府的治理能力，從政府組成到作出決策，乃至於政策執行，整套的不效率所致。 回顧台灣解嚴30年來，儘管社會擺脫威權的壓制獲得喘息，但在發展之餘，結合政治、經濟與社會總體產出的績效卻日益不彰，這是台灣朝野政黨必須共同承擔的共業。客觀來說，台灣如今的局勢處境不被外界看好，日益窮困，但還未窮到只剩下民主的地步，當台灣內部早習慣站在民主的基礎上，徐圖凝聚各項發展的共識時，也必須體認到「民主不是萬靈丹」，民主實際存在走回頭路的可能。如此，台灣才不會陷入以為民主萬能，卻萬萬不能的末路。 一言以蔽之，解嚴30年的具體意義即謂台灣民主化30年，從世界各國的民主化經驗來看，台灣內部上下須慎防「民粹奪權」成為台灣民主「另類代價」的問題，亦須遏制持續的撕裂，影響到民主的實質，以及共識的構建。 放眼波士尼亞、伊拉克、阿富汗等「民主的發展中國家」，過去在建立新政府的時刻，一時間所有的百姓幾乎都熱烈主張並要求施行全面選舉，但選舉的結果並沒有讓他們走上預期中民主的坦途。所以，決定民主質量的要素，顯然不單單是政權結構的問題，除了是沒有理解到選舉僅是民主的工具意義外，人民的思考並未與之民主內化，甚或存在其他更強烈的政治文化影響時，都會考驗民主政體的運作效能。 簡言之，民主的意義並非「存在了選舉，就成為了全能的民主政體」，從俄羅斯的普丁（Vladimir Putin）到土耳其的艾爾段（Recep Tayyip Erdogan ）的專制統治到擴權延任的例子，都能得到印證。 回頭檢視台灣在解嚴、民主化後，權威鬆綁，單一的權威不再，國家能力實質下降，台灣多元、開放與民主的善果，反而讓其後各項改革的進程緩慢、窒礙。不論是哪一黨執政，似乎都擺脫不了「改而不能革、議而不能決」的施政沉疴。這是台灣民主化後需要進一步克服的障礙。 「威權復辟」尤須警惕 由此看來，台灣儘管迎接了三次政權上的和平轉移，看似度過杭廷頓（Samuel Huntington）所言從威權解體、民主轉型，最後民主鞏固的階段，但民主深化實是一個長時的過程，對於近年來，台灣內部多次提出尋求體制內改革的訴求，徐圖解決問題之餘，亦當避免釀生更多衝突，否則衝突面一旦擴張到一定程度，損及人民對民主的信心、傷及民主內涵，只會是適得其反的結果，倘若同時間的經濟表現顢頇，則更會加速人民對於民主體制的不信任。環顧如土耳其、烏克蘭等近年「民主反潮」、「威權復辟」的例子，台灣自當引以為戒。 回顧從廢除萬年國大，到全面改選立法委員，再到落實總統直選，擁有全面的選舉權，是台灣民主化工程給予台灣人最大一項標誌性的榮耀。但台灣內部多年來其實也在反省、也在問，何以民主的代議政治走了30年，台灣的國會還是上演摑掌、水球齊飛的荒唐事？ 追根究柢，選舉只是執行民主代議政治的一種機制，背後意味著選舉人與被選舉人之間「委託與代理關係」的建立，但是當這段關係缺乏信用與監督維繫時，這套極具賦權意義的制度便只是流於形式，只能在程序上滿足民主的低標，卻不能「保固」民主價值被落實，或其結果必然增益社會整體福祉。這是台灣在解嚴、民主化30年後，朝野各界與社會始終瞭解，卻也始終懸而未決的問題。 或許一直以來，外界總是站在價值的高地，直觀地去質疑、批判政治人物各項積非成是的作為，卻又鄉愿莫名，一再忍受、麻痹於言行反覆的政客統治國家。說到底，台灣民主化後種種發展窒礙的問題並不純然在於存在著口無遮攔、缺乏政治誠信的候選人；而是人民最終在象徵代議政治的選票上，圈選了這些人。
▲年金改革國是會議場外抗議。（圖／本報資料照／記者黃克翔攝） 文／陳鄭為 近二十年來，台灣坊間不時流傳一則略帶自嘲的「政治笑話」，它是這麼說的：「早期大陸在搞文化大革命，台灣拚了命在搞經濟建設；如今大陸拚命在搞經濟建設，台灣卻在搞文化大革命」。這雖然只是個比喻，無法解釋全局，卻也抓到了一些兩岸政經發展上的微妙拐點。 兩岸各自「補課」？ 重譯這則「笑話」的正經說法，可謂大陸補修經濟課，而台灣在補修政治課。不論是雅俗的何種語境，這樣的比喻都點出近30年來，中國大陸戮力發展經濟的同時，民主化後的台灣卻陷入長年政治紛爭，日漸無力強健經濟的景況。熟悉兩岸發展的人，對此應該都有感於心。 2017年適逢台灣解嚴30週年，回顧30年來，台灣得意於早先的經濟發展成果，依循「現代化理論」的指引，待一批中產階級興起後，訴諸對民主化的渴望，終於在「寧靜革命」的國際禮讚下，成功自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政體，迎來政治民主化與社會進一步開放。隨之而來的，是各式社會運動蓬勃發展，這當中確實帶給台灣一些收穫，同時也付出了額外的相應代價。譬如說黑金政治、民粹政治等動輒影響政府政策；又主事的政黨與政府官員易短視於選舉需求，少有長遠的規劃等。這些都是解嚴30年，台灣實現三次和平的政黨輪替之餘，仍待修正、自我完善的體制缺陷。 檢視台灣的現況，不言自明的一大困境是經濟長期發展停滯。從治理的角度評估，很多發展問題若是處在經濟表現好的條件下發生，於國家、於政府而言，確實能有較多的手段與資源以克服，俗話說「有錢好辦事」，所謂「經濟決定論」自有其一定道理。 舉凡從年金改革爭議、高等教育發展到民生普遍的低薪問題等，無一不是台灣經濟長期停滯下爛瘡。同時，這個結構問題其實也直接影響台灣於兩岸關係中的主被動形勢。 回到最初的「政治笑話」，真的說起來，政治紛爭其實一直都存在，不曾在中國大陸或是台灣消失；差別在於，台灣的政治紛爭，在早年戒嚴時期、「白色恐怖」時被壓抑了下來，而在近二三十年的中國大陸，則是一直沒有明顯浮出檯面。換句話說，政治紛爭是否真與經濟發展狀態呈絕對負相關，其實流於直觀解釋，也難以言說。如果說政治紛爭看起來比較嚴重，經濟表現就會比較差的話，中國大陸的政治紛擾與競爭絕對比台灣還凶險，照理說中國大陸的經濟表現應該會很差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 是以，兩岸間都有彼此不同的發展脈絡，如果直接用「一個搞經濟建設，一個搞文化革命」去嘲諷現實的話，於情於理都未必是多麼精準的理解。 當然，台灣經濟發展不若以往是事實，是台灣自身必須注意的事；但如果把所有問題都推給民主、代議政治，恐怕台灣的經濟問題也沒法得到根本解決。簡言之，台灣各方面發展的困頓，問題主要出在政府的治理能力，從政府組成到作出決策，乃至於政策執行，整套的不效率所致。 回顧台灣解嚴30年來，儘管社會擺脫威權的壓制獲得喘息，但在發展之餘，結合政治、經濟與社會總體產出的績效卻日益不彰，這是台灣朝野政黨必須共同承擔的共業。客觀來說，台灣如今的局勢處境不被外界看好，日益窮困，但還未窮到只剩下民主的地步，當台灣內部早習慣站在民主的基礎上，徐圖凝聚各項發展的共識時，也必須體認到「民主不是萬靈丹」，民主實際存在走回頭路的可能。如此，台灣才不會陷入以為民主萬能，卻萬萬不能的末路。 一言以蔽之，解嚴30年的具體意義即謂台灣民主化30年，從世界各國的民主化經驗來看，台灣內部上下須慎防「民粹奪權」成為台灣民主「另類代價」的問題，亦須遏制持續的撕裂，影響到民主的實質，以及共識的構建。 放眼波士尼亞、伊拉克、阿富汗等「民主的發展中國家」，過去在建立新政府的時刻，一時間所有的百姓幾乎都熱烈主張並要求施行全面選舉，但選舉的結果並沒有讓他們走上預期中民主的坦途。所以，決定民主質量的要素，顯然不單單是政權結構的問題，除了是沒有理解到選舉僅是民主的工具意義外，人民的思考並未與之民主內化，甚或存在其他更強烈的政治文化影響時，都會考驗民主政體的運作效能。 簡言之，民主的意義並非「存在了選舉，就成為了全能的民主政體」，從俄羅斯的普丁（Vladimir Putin）到土耳其的艾爾段（Recep Tayyip Erdogan ）的專制統治到擴權延任的例子，都能得到印證。 回頭檢視台灣在解嚴、民主化後，權威鬆綁，單一的權威不再，國家能力實質下降，台灣多元、開放與民主的善果，反而讓其後各項改革的進程緩慢、窒礙。不論是哪一黨執政，似乎都擺脫不了「改而不能革、議而不能決」的施政沉疴。這是台灣民主化後需要進一步克服的障礙。 「威權復辟」尤須警惕 由此看來，台灣儘管迎接了三次政權上的和平轉移，看似度過杭廷頓（Samuel Huntington）所言從威權解體、民主轉型，最後民主鞏固的階段，但民主深化實是一個長時的過程，對於近年來，台灣內部多次提出尋求體制內改革的訴求，徐圖解決問題之餘，亦當避免釀生更多衝突，否則衝突面一旦擴張到一定程度，損及人民對民主的信心、傷及民主內涵，只會是適得其反的結果，倘若同時間的經濟表現顢頇，則更會加速人民對於民主體制的不信任。環顧如土耳其、烏克蘭等近年「民主反潮」、「威權復辟」的例子，台灣自當引以為戒。 回顧從廢除萬年國大，到全面改選立法委員，再到落實總統直選，擁有全面的選舉權，是台灣民主化工程給予台灣人最大一項標誌性的榮耀。但台灣內部多年來其實也在反省、也在問，何以民主的代議政治走了30年，台灣的國會還是上演摑掌、水球齊飛的荒唐事？ 追根究柢，選舉只是執行民主代議政治的一種機制，背後意味著選舉人與被選舉人之間「委託與代理關係」的建立，但是當這段關係缺乏信用與監督維繫時，這套極具賦權意義的制度便只是流於形式，只能在程序上滿足民主的低標，卻不能「保固」民主價值被落實，或其結果必然增益社會整體福祉。這是台灣在解嚴、民主化30年後，朝野各界與社會始終瞭解，卻也始終懸而未決的問題。 或許一直以來，外界總是站在價值的高地，直觀地去質疑、批判政治人物各項積非成是的作為，卻又鄉愿莫名，一再忍受、麻痹於言行反覆的政客統治國家。說到底，台灣民主化後種種發展窒礙的問題並不純然在於存在著口無遮攔、缺乏政治誠信的候選人；而是人民最終在象徵代議政治的選票上，圈選了這些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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